當今中國，利益集團的存在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。利益集團并非洪水猛獸，它是社會發(fā)展的必然產(chǎn)物和制衡砝碼，利益集團的政治合法性取決于各利益集團之間是否實力相當，勢均力敵。只有利益集團之間處于均衡態(tài)勢，最終決定法律與政策調(diào)整與出臺的利益訴求，才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質(zhì)。 

反之，當一個社會出現(xiàn)強勢利益集團，比如強勢權力集團和強勢資本集團，他們之間的合謀和交易必然影響乃至左右公共政策，這種交易合謀的產(chǎn)出結果就是腐敗行為。而當今中國某些地方和領域出現(xiàn)的組織化腐敗，究其根源，便是既得權力集團與資本集團交易的結果。 

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(jīng)濟體制改革，行政體制改革仍在全力推進，但還遠沒有到位，更未臻于完善。一些強勢機關部門，包括這些部門的負責人尤其是一把手，手中仍握有重要的公權力。而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，在改革開放中成長壯大起了一批強勢資本集團。一些強勢資本集團，為了賺取超高甚至是非法資本回報，千方百計尋求權力靠山和保護傘；甚至采取種種方式，對強勢權力集團實施利益輸送。強勢權力集團若經(jīng)不起利益誘惑，就有可能被強勢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俘獲，成為了強勢利益集團的代言人，使公權力向強勢資本集團傾斜，從而扭曲公共政策，損害公共利益。甚而下焉者，則是有的強勢權力集團的主要負責人，自身就醉心浮華，紙醉金迷，與強勢資本集團一拍即合，心甘情愿地充當強勢資本集團的靠山和保護傘。在不斷披露的一些大案、要案、窩案中，一再閃現(xiàn)著強勢資本集團與強勢權力集團之間的交易與合謀的幽靈，一些損害社會公眾利益的做法堂而皇之地出臺，其幕后推手往往是某些強勢利益集團。 

強勢資本集團與強勢權力集團之間的交易與合謀，無論方式多么隱蔽，偽裝如何巧妙，但終究會因資本的違法得利而暴露出來。盡管，這種交易與合謀一旦暴露，司法部門會及時介入，依法打擊。一些當事人也會受到應有的黨紀國法的懲處。但是，他們的不法行為，對黨和政府形象的損害，對公共利益的蠶食，對黨政公權力的公共信用的傷害，比其他案件要嚴重得多。由此可見，以更加嚴密的法律政策，依法阻斷、嚴厲打擊強勢資本集團與強勢權力集團之間的交易與合謀，迫在眉睫。 

腐敗行為的發(fā)展蔓延往往具有滯后性。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，懲貪肅腐力度的加大，貪官在國內(nèi)的生存空間被擠壓，新一輪大規(guī)模的貪官外逃和資金外逃，有可能成為我國今后數(shù)年必須應對的嚴峻形勢。貪官外逃的預謀性、隱蔽性和國際反貪法律制度的差異性，使我們有理由擔憂腐敗發(fā)展蔓延的嚴重性以及由此帶來的反腐倡廉建設的艱巨性。 

人們不禁要問，以什么樣的有力手段破解利益集團的不均衡態(tài)勢，尤其是屏蔽強勢權力集團與強勢資本集團的合謀？說到底，利益集團的話語權的影響力源自于其擁有的公共資源和資本。因此，就制度設計上，加強黨內(nèi)民主和人民民主，變“對上負責”為“對下負責”，增強自下而上的制度推力，使強勢權力集團手中的權力和強勢資本集團手中的財富，向公民社會，尤其是勞動力集團轉(zhuǎn)移，實現(xiàn)公共資源的合理流動。 

對既得權力集團，就是削減其手中過度的公權，如通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和公共權力社會化的路徑。尤其是對強勢機關部門手中的諸多權力的裁撤、歸并和公共化，顯得尤為重要。 

對資本集團，在改革當前稅賦制度的不合理性，增加其由增量帶動存量的資本成本的同時，加大對行賄行為的打擊力度，增加行賄犯罪的成本。過去，我們在打擊賄賂腐敗行為時，以偵破策略作為打擊的準繩，導致重點打擊受賄行為，對行賄行為網(wǎng)開一面，使得行賄者有恃無恐，進而導致被動受賄案件的頻發(fā)?！爸厥苜V輕行賄”的反腐策略也許有助于懲治受賄者，但卻無法根治腐敗頑疾，因為行賄人的意愿并不會因受賄人的落馬而降低。反腐工作，需要做到對行賄受賄的懲治“雙管齊下”。（文/毛昭暉）

來源：《瞭望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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