臨汾新聞網(wǎng)訊 走出疑古，甲骨青銅三代史;分系溯源，帛書竹簡五經(jīng)師。2月24日0時11分，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、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李學勤先生因病在京去世，享年86歲。

　　李學勤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、考古學家、古文字學家和古文獻學家，學界譽為“百科全書式”學者，他長期關注臨汾，對考古證實的人類文明發(fā)源地——丁村遺址、中華文明發(fā)源地——陶寺遺址、三晉文明發(fā)源地——天馬、曲村遺址的深入研究傾注了心血和汗水，對臨汾歷史遺存在五千年中華文明歷程中的重要位置給予準確定位，先生治學遺風將厚惠后人，讓世人永遠銘記。

準確定位陶寺遺址就是帝堯都城

　　中華文明5000年歷史到底如何判斷?中華文明的起源究竟如何考究?

　　李學勤先生是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、首席科學家。60多年的嚴謹治學生涯中，主持了“中華文明探源工程”等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。從甲骨文、青銅器到簡帛，從文字、歷史到古代文明，先生始終穿梭在歷史迷霧中，為揭示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起源而奔波。

　　李學勤先生認為，黨的十八大將“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”這一判斷寫進報告，是對中國歷史的重要總結。世界文明古國不只有古中國、古巴比倫、古埃及和古印度，古代美索不達米亞、兩河流域文明都非常古老，然而，這些古老文明都斷絕了，只有5000年中國文明綿延不斷，在人類歷史上可以說是個奇跡。

　　李學勤先生學術生涯與臨汾歷史文化息息相關，《陶寺特殊建筑基址與<堯典>的空間觀念》《叔虞方鼎試證》《論覺公簋年代及有關問題》《晉侯邦父與楊姞》《〈史記·晉世家〉與新出金文》《晉侯蘇編鐘的時、地、人》《晉侯銅人考證》等著作，都是先生研究臨汾文明成果的結晶。

　　2001年，“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”項目啟動后，陶寺遺址被作為重中之重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包括多學科交叉研究相結合，全方位地進行探索。陶寺遺址的發(fā)掘和研究，是幾代考古人歷經(jīng)40年薪火相傳取得的重大成果，實證了5000年中華文明史。新技術應用發(fā)揮了關鍵作用，將遙感、空間地理信息系統(tǒng)、移動實驗室等現(xiàn)代科學技術廣泛運用到空間數(shù)據(jù)采集、遺址尋找發(fā)現(xiàn)、現(xiàn)場文物信息提取等考古領域，提升了田野考古工作的科學性和準確性。

　　“中華文明探源工程”以考古調查發(fā)掘獲取相關資料為重要手段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聯(lián)合山西省和臨汾市文物部門，對陶寺遺址進行了長期的考古、發(fā)掘、研究后，1000多座大、中、小型墓葬展現(xiàn)在人們面前，一大批包括陶器、彩繪木器、玉石禮器、銅鈴、朱書文字等珍貴文物相繼出土，震驚了海內外，根據(jù)碳-14測定，年代距今4300多年前，超越了夏文化的年代，將陶寺遺址鎖定在了帝堯時期;中期城址也已發(fā)現(xiàn)，面積達280萬平方米，相當于4個紫禁城，將中國文明時代形成的起點向前推進300-500年，是實證5000年中華文明歷程的重要支點，堯都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。

　　早在2004年11月，在清華大學舉辦的“從考古發(fā)現(xiàn)看山西境內文明”講座中，李學勤先生饒有興趣地講：襄汾陶寺遺址是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發(fā)現(xiàn)的龍山晚期文化的一個最大遺址，最重要的是它有禮器，在樂器方面有很大的石鬵、鼓、用鱷魚皮做的鼉，還有文字和小件銅器。文明國家最重要的元素是文字，發(fā)掘的陶背壺有一個清清楚楚的紅色“文”字，一眼就看出它的文明表征，現(xiàn)已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標志。

　　陶寺觀象臺，比英國“巨石陣”至少早400年，是迄今發(fā)現(xiàn)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觀象臺。李先生當年給清華大學學子這樣生動描述神奇的陶寺觀象臺：在宮殿區(qū)的中間部分，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個扇面建筑，有圓心，最里邊一層有很多個夯土柱子。考古工作者偶然發(fā)現(xiàn)，從柱與柱縫隙之間可以看到正東方向塔兒山山脊。2003年12月22日，冬至日，正好在一個縫隙中看到了塔兒山山脊太陽升起，可以判定當時已確立歷法，這是震驚世界的大事?！渡袝虻洹酚涊d，當時堯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觀象授時，中國最初是農(nóng)耕文明，陶寺觀象臺奠定了中國歷法的基礎。

　　2005年，《光明日報》刊登李學勤先生撰寫的《舜廟遺址與堯舜傳說》中指出：“考古研究已經(jīng)使我們窺見相當于傳說中堯、舜時代的社會和文化真相。已有不少報道的襄汾陶寺遺址，其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400年間，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，正好與堯舜傳說的時代大致相當。”

　　2015年3月，“溯中國源頭·尋華夏之根”堯文化研討會召開前夕，李學勤先生結合陶寺遺址考古成果與堯的傳說，就“堯都平陽”闡明自己觀點：“堯都平陽”之說見于西晉皇甫謐的《帝王世紀》佚文，如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《集解》所引云：堯都平陽，于《詩》為唐國。并載《括地志》說：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。平陽這個地名，見《左傳》昭公二十八年，春秋時已經(jīng)有了。晉州，就是今山西臨汾?！短藉居钣洝肪硭氖兜弁跏兰o》則說：帝堯始封于唐，又徙晉陽，及為天子，都平陽。平陽即今晉州，晉陽即今太原。

　　臨汾市丁村博物館研究員陶富海說：“李先生結合古代史料和考古發(fā)掘成果，與相關專家一道提出‘帝堯之都在陶寺、中國之源在臨汾’這一結論是合理的，是符合公論的，說明先生學識淵博，有先見之明，并且見解也得到了證實?！?/p>

陶寺青銅器是國家起源的文明元素

　　一個國家進入文明的標志需三大元素，即城池、冶金術和文字。

　　晉侯墓地出土的青銅器鳥尊，高冠直立，回首凝望，造型奇巧，是燮父為紀念父親叔虞鑄造。這只“神鳥”已作為山西歷史文化的重要標志，作為鎮(zhèn)館之寶陳列在山西博物院。

　　青銅器是考古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。2013年，李學勤先生在《山西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發(fā)表了《再談青銅器與山西古代史的關系》一文，認為陶寺遺址對研究青銅器起源、中國怎樣步入青銅器時代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。

　　重大考古發(fā)現(xiàn)都伴有珍貴文物的出土，考古工作者對每一件出土文物深藏密碼的研究與解讀，為還原真實歷史提供了重要依據(jù)。

　　陶寺遺址大量堯器舜物、王之重寶的橫空出世，在國際上引起極大反響，已經(jīng)挖掘發(fā)現(xiàn)的青銅器，說明當時鑄造技術水平已非常成熟。

　　2003年陶寺遺址發(fā)現(xiàn)的銅齒輪是一個砷青銅扁銅環(huán)，周圍有非常規(guī)整的小齒，就像一個鐘表里的齒輪。李先生認為，這個銅齒輪帶給我們許多遐想：第一，從世界冶金發(fā)展史來看，最早的青銅器都是砷青銅。在我國甘肅西部和青海北部也發(fā)現(xiàn)過一些砷青銅，但年代要比陶寺遺址晚。陶寺遺址發(fā)現(xiàn)這么早的砷青銅飾物是很特殊的，即使今天做這樣一個非常勻稱的銅齒輪也不容易?？梢栽O想它有一個特殊的范，由于砷青銅合金流動性較強，所以范必須刻得非常勻整，才能做出精細的齒。銅齒輪說明當時青銅鑄造已不是原始狀態(tài)了，所以中國青銅器的起源和山西古代文明有密切的關系。

　　陶寺遺址還出土了禮樂器，其中銅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件金屬樂器，同時有很大的鼉鼓，還發(fā)現(xiàn)了彩繪陶盤，盤子里畫有一條龍，這條龍和商周青銅器上圖案完全一樣。從各方面來看，陶寺遺址已經(jīng)是跨入文明國家門檻的社會了。

　　李學勤先生談起晉侯墓地青銅器研究時說，無論是天馬-曲村墓地，還是北趙晉侯墓地，都在青銅器研究上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，也就是說給了我們一個連續(xù)的年代標尺，天馬-曲村遺址可以上推到西周初期。

　　李先生認為，西周的諸侯國墓地已經(jīng)找到了很多，但沒有一個能比得上晉侯墓地。晉侯墓地出土的大量青銅器，對于中國古代史研究，特別是晉國史研究十分重要。比如，晉侯墓地出土的韋甗，銘文提到周昭王南征，晉國一個叫“韋”的人參加了，周王派他到繁這個地方去作大使。這是周昭王到南國的一件事，在昭王十九年的正月。韋甗埋在晉國墓葬里邊，說明韋是晉國一個大臣?！胺薄笨赡茉谌嵌岩粠?，漢代這里就稱為繁縣，現(xiàn)在還有新繁這個地方。繁和蜀是相連的，不管怎么說，他是受王的派遣去的。還有叔虞方鼎，可能是唐叔虞本人，這件銅器的銘文內容說明叔虞受到了周王的賞賜，反映出晉國和王朝之間的密切關系。

“剪桐封弟”在翼城

　　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記載了 “剪桐封弟”的故事：周武王死后，年幼的周成王繼位。一天，成王和弟弟叔虞在一起玩耍，把一片桐葉剪成“圭”狀交給叔虞，說:“我把唐這個地方封給你!”身旁的史官立即記錄了下來， 并請示成王擇良辰吉日冊封叔虞。成王對史官說: “我和他玩耍呢!”史官嚴肅地勸告成王：“天子無戲言啊!”于是，叔虞長大后，成王便把叔虞封到了唐地。

　　“剪桐封弟” 故事伴隨著一個爭論不休的歷史話題：唐地究竟在哪里?

　　司馬遷《史記》記載，“唐在河、汾之東，方百里”，就是說，唐的范圍在黃河、汾河東岸方圓百里之內，但“河汾之東”是個地理概念，沒有指出具體位置，司馬遷的記載為后人留下了一個歷史謎團……

　　歷史上關于唐地有多種說法，其中主要的是“晉陽說”和“翼城說”。

　　“晉陽說”唐地在太原一帶，班固在《漢書·地理志》中記載：“唐有晉水，叔虞子燮(父)為晉侯，是燮以晉水改為晉侯?！睍x祠的唐叔虞祠內供奉著叔虞塑像，這種說法長時間里占主流地位。但明末清初，顧炎武先生經(jīng)過實地考察研究，在他的著作《日知錄》中否定了唐在晉陽說法，指出唐地應在翼城一帶。從此，“晉陽說”和“翼城說”便爭論不休。直到上世紀90 年代“晉侯墓地”驚現(xiàn)臨汾，證實了曲沃、翼城一帶就是晉國早期都城所在地。

　　李學勤先生一個著名的口號是“走出疑古時代”，他充分運用文獻研究和考古研究相結合的辦法，進一步明確了“翼城說”。他認為，堯為陶唐氏，商周間的唐國是其后裔，被周人所滅，于是周成王把弟弟叔虞封于唐，稱唐叔虞，就是后來晉國的始封。叔虞所封之地，自漢以來有異說，大多認為在晉陽，就是山西太原。直到清初顧炎武作《日知錄》才加以辨正。已發(fā)掘的天馬-曲村遺址，證實了顧氏的洞見。由此上推，唐的位置不會太遠，堯也不可能北居晉陽了?！皥蚨计疥枺凇对姟窞樘茋?，《詩經(jīng)》里的《唐風》即是晉風，這也可旁證“堯都平陽”之說是比較合理的。

　　李學勤先生學術研究還涉獵多處臨汾境內歷史遺存，如洪洞坊堆遺址和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國遺址。早在1982年，他在《山西文物》雜志上刊發(fā)文章，稱洪洞坊堆村出土的卜骨，是西周甲骨文在國內首次發(fā)現(xiàn)。2010年全國十大考古發(fā)現(xiàn)之一——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國墓地被大規(guī)模搶救性發(fā)掘后，出土青銅器等文物1.5萬余件，李先生對最長的大河口尚盂銘文進行了釋讀，為我們揭開霸國之謎提供了一把鑰匙。

　　山西師范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張煥君教授說：“先生學識淵博，卓然大家，在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領域，當代學者無出其右者。我當年在清華大學上學時，有幸聆聽過先生的課，對先生的學術視野、勤奮程度以及舉重若輕的決斷能力佩服之至!”

　　李學勤先生作為“百科全書式”的學者，長期致力于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，關注臨汾歷史文化，李先生的逝世是中國學術、文化、教育事業(yè)的重大損失，也是臨汾歷史文化研究的重大損失。

　　太行蒼蒼，黃河泱泱，先生之風，山高水長!

（王全民 李宏偉 劉吉玲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