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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擊壤歌》 帝堯時代的一曲頌歌

堯師故里——席村門樓

堯師故里

先賢席老師故里碑刻

　　《擊壤歌》傳唱數(shù)千年，大家也都耳熟能詳。但對《擊壤歌》是不是帝堯時代的歌謠?它是不是我國的第一首詩歌?它的誕生地又在哪里?歷來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筆者懷著對《擊壤歌》的癡愛，追尋那遙遠的足跡……

　　一

　　“天子門生足矣!此老門生天子。傳姓不傳名，擊壤一歌而已。高士，高士!只合逃名如此?！?/p>

　　這首詞名為《席老師》，清初詞曲家萬樹所作，不長，也好懂，歌頌了一個帝堯時代被稱為席老師的老頭兒。

　　一個人如果能當上天子的門生，那是何等的榮耀啊!可這老頭的門生竟然是天子。

　　這老頭兒是誰呢?傳下來的只有他的姓，沒有他的名，還有那首《擊壤歌》罷了。

　　高士啊，真是個高潔之士!高士本來就該是這個樣子，從世俗的名聲中逃離。

　　這首詞只有33個字，卻涉及到了一個故事、一首歌謠和兩個人。

　　小時候，我便聽說過這個故事，雖然印象有些朦朧，卻是刻在心里的。故事講，4000多年前的帝堯時代，政通人和，民俗淳厚，百姓安居樂業(yè)，帝堯雖貴為天子，卻經(jīng)常深入民間，體察民情，了解民意。一日，帝堯巡訪來到一個村莊，看到一群人在玩擊壤游戲。只見一位須發(fā)皆白的老翁，手持一塊木板，朝幾十步外地上豎立的另一塊木板望了望，微微一笑，奮力揮臂向前擲去。一邊游樂，一邊吟唱：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與我何有哉?”帝堯聽了很感動，就上前問他姓名，老翁只說他姓席，和他說起世事，席老頭說得頭頭是道，條條在理，于是帝堯便拱手揖禮，拜其為師，尊稱其為席老師。

　　我原來一直以為，這只是個民間傳說故事，未想到在古籍中曾多有記載。

　　比如，《帝王世紀》載：“帝堯之世，天下大和，百姓無事，壤父年八十余，而擊壤于道中。”《萬姓統(tǒng)譜》亦載：“唐堯時，擊壤而歌之老翁，姓席氏，堯尊為師。”

　　對何為擊壤?在流傳的版本中，有的認為就是“打土坷垃”。壤，本義不就是松軟的土，可耕的地嘛，如土壤、沃壤、壤土等。一個蒼老而健碩的農(nóng)人，在田地里，一邊揮著木榔頭打土坷垃，一邊吟唱著歌謠，自在、樂和、悠揚，有詩意。但遺憾的是，這種認識有點直觀和簡單了。古籍中對擊壤也是有解釋的，明白點說，“擊壤”是古代的一種游戲，規(guī)則是把一塊鞋子狀(“其形如履節(jié)”)的木板(“壤者，以木作”)側(cè)放地上，在三四十步處，用另一塊木板去投擲它，擊中的就算得勝。

　　二

　　席老師因為善擊壤而被后世稱為“壤父”，他吟唱的歌謠被冠之為《擊壤歌》。

　　《擊壤歌》自然樸實，意境高古，用極口語化的表述方式，展現(xiàn)出了一幅上古先民幸福生活的圖畫，吟唱出了一曲生動的田園風景詩篇。

　　你看：

　　太陽出來就去勞動，太陽落山就回家休息;

　　打一口井用以飲水，耕種田地填飽肚皮;

　　如此自給自足，安閑自在，帝王的權(quán)力對我又有什么作用呢?

　　這首膾炙人口的古歌謠，還被認為是我國最早的詩歌。

　　當然，對“最早”“第一”之類的東西，歷來都存有爭論，像詩歌如此大雅的東西，哪首最早?自然也會莫衷一是。

　　比如，有人認為，《詩經(jīng)》中的第一首詩《關(guān)雎》應(yīng)該是最早的，因為《詩經(jīng)》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。

　　有人提出，出自《禮記·郊特牲》中的《蠟辭》是最早的。這首古老的農(nóng)事祭歌，據(jù)說是一個叫伊耆氏的部落在每年十二月祭祀時的祭辭。

　　有人說，出自《吳越春秋》的《彈歌》是第一，這是一首反映原始社會狩獵生活的二言詩，只有8個字“斷竹、續(xù)竹、飛土、逐肉?！?/p>

　　還有……

　　將《擊壤歌》名列中國第一首詩歌的是清代詩人沈德潛。這位67歲才中進士，入仕后深得乾隆帝寵愛的老名士，潛心詩學，很有造詣，為康乾以來擬古主義詩派的代表人物。他編的《古詩源》收錄的皆為唐代之前各個歷史時期的代表作，被后人廣為傳頌吟唱。

　　從詩集名字就可以看出，編者的宗旨就是要探賾索隱，尋找詩歌之源。

　　為何將《擊壤歌》列為古詩之始，沈老先生還專門做了解釋，意思是帝堯以前已是縹緲不可考(“迫于荒渺”)，有托名皇娥、白帝的兩首詩歌，實際是后人偽撰，所述事實近于瞎編(“其事近誣”)。因此以《擊壤歌》為第一。

　　在《古詩源》中，《伊耆蠟辭》排在第3首，而《彈歌》則排到了50名開外，至于《關(guān)雎》，雖然是《詩經(jīng)》中的首篇，但稍用點心就明白，最早的詩歌總集收錄的不一定是最早的詩歌，《古詩源卷一·古逸》中連它的影子都沒有。

　　沈老先生以其深厚的詩歌學養(yǎng)和豐富的詩歌知識，以其犀利的眼光和高明的藝術(shù)見解，明確而鄭重地告訴后人，中國最早的詩歌既不是那首農(nóng)事祭歌，也不是那首寫古人打獵的詩歌，更不是那首古老的情詩，它的桂冠只屬于這首古人在游戲時吟唱的田園歌謠。

　　三

　　《擊壤歌》這首創(chuàng)作于帝堯時期的歌謠，肇開聲詩，流傳千年，雖然只有短短五句，卻含義豐富，語勢充沛，有著叩擊人心的韻致之美與和諧之美。

　　歌謠的前四句，作者用排比句式和簡樸直白的語言，描述了遠古先民的生產(chǎn)方式、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況。前兩句講的是勞作與休息，后兩句講的是吃與喝，自己打井，自己種地，才能衣食無憂，生活雖然辛苦，但也不受約束，自由自在。真切地反映了遠古先民曠達的處世態(tài)度和對自然古樸生活的自豪與滿足。

　　這與老子記述的小國寡民“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，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”的生活又多么相似。

　　最后一句，既抒發(fā)情感，也點明題旨。這樣自然順生的生存方式和自得其樂的美好生活，是我們靠自己的勞動得來的，帝王的權(quán)力對我有什么用呢?大膽地表明了先民對自我力量的肯定和對帝王力量的蔑視。

　　順便說一下，后人在傳述《擊壤歌》的末句時，曾出現(xiàn)過幾種不同的句式：

　　《論衡》：堯何等力;

　　《高士傳》：帝何德于我哉;

　　《帝王世紀》：帝何力于我哉;

　　《詩紀》：帝力何有于我哉;

　　《升庵詩話》：帝與我何力哉;

　　《御覽》：帝力于我何有哉;……

　　這也為一些對《擊壤歌》持疑的學者所詬病。其實這些變化了的不同句式，大意是相同的。古時與如今的一些詩詞歌賦，在傳播過程中，因為版本不同，出現(xiàn)一些詞句的變動，亦不罕見。

　　還有論者認為，《擊壤歌》文字流暢，長短抑揚，有比較成熟的表現(xiàn)手法，在遠古時期不可能創(chuàng)作出來。

　　這種認識有些寡陋了。從陶寺考古證據(jù)看，帝堯時期的先民不僅已經(jīng)掌握了較為發(fā)達的農(nóng)耕、畜牧、養(yǎng)殖技術(shù)和制作玉器、陶器和木器的先進技術(shù)，建造了闊大的城池和令人驚嘆的觀象臺，而且有了土鼓、鼉鼓、石磬、銅鈴等大型禮器組合和流韻華夏的禮樂文明，先民們已經(jīng)學會了用歌舞調(diào)節(jié)生活節(jié)奏，表達喜怒哀樂。

　　在已經(jīng)沐浴著華夏文明第一輪朝陽的陶寺古國，地處堯都近郊的鄉(xiāng)野，農(nóng)人吟唱出一曲發(fā)自肺腑的歌謠，大概就不足為怪了。

　　四

　　臨汾城里的大中樓上，懸著一塊牌匾，匾額上趙樸初先生題寫的四個大字“聲和擊壤”，這四個字雖然簡短，卻立意高遠，含義深刻，既是對《擊壤歌》的認可和贊許，也是對《擊壤歌》的詮釋和光大。

　　“和”者，乃和文化、和諧文化、和合文化，它不僅是堯文化的精髓所在，更是中華民族的主要價值取向。

　　《擊壤歌》首先展示的是社會之和。人們每天按時序生產(chǎn)生活，安然自得，在農(nóng)忙之余，大家聚在一起游戲玩耍，詠歌唱和，就連八旬開外的老者也參與其中，其樂融融。沒有奢華，沒有心機，沒有爭斗，活得多瀟灑，心境多平和，感覺多幸福?？梢姰敃r確實是社會穩(wěn)定和諧，人們安居樂業(yè)的。

　　其次反映的是政治之和。政治，通常給人的印象總是冷冰冰的。這也難怪，政治如果用于勾心斗角和爭權(quán)奪利，那它就是殘酷的、冰冷的。政治如果能以人為本，以蒼生為念，那么它就有了溫度，就是溫馨的、和諧的。《擊壤歌》的政治意味體現(xiàn)在最后一句“帝力與我何有哉?”這里壤父是不承認帝王的權(quán)力與他有關(guān)系的。我自食其力，自己打井，自己耕種，和政治有什么關(guān)系?我從來沒有感覺到帝王權(quán)力的存在啊。

　　這不是在明目張膽地否定帝堯治世的功績嗎?可帝堯聽了非但沒生氣發(fā)怒，反而很贊賞，還拜之為師。這也恰恰說明了帝堯的英明、仁德、謙和與對權(quán)力的節(jié)制，說明了當時政治的清明和善政的功效。

　　歷史一再告訴我們，作為統(tǒng)治者，不折騰，不擾民，就是民之大幸。讓百姓自主生產(chǎn)，自由生活，安居樂業(yè)，就是最大的善政。

　　最后還應(yīng)看到的是文化之和。《尚書·舜典》中說“詩言志，歌詠言”，言志詠言不是為廟堂唱贊歌，而是言自己的心聲，詠自己的性情。《擊壤歌》歌唱自己的美好生活，敢言“帝力與我何有哉?”說明了當時文化環(huán)境的寬松，帝堯待人的寬厚和對壤父一類業(yè)余歌手及文藝工作者的寬容。

　　《擊壤歌》還讓我們看到，中國詩歌的源頭是清澈透明、充滿鮮活氣息的，是它奏響了詩歌的黃鐘大呂，才有了后來的楚辭漢賦、唐詩宋詞，才有了李白、杜甫、蘇軾、辛棄疾。

　　一首《擊壤歌》，給我們傳遞了帝堯時代的社會、政治、經(jīng)濟和文化信息，讓我們透過厚重的歷史塵埃，從一個側(cè)面窺視到那個時代的影子。

　　《擊壤歌》中雖然對帝王的權(quán)力不屑一顧，但卻真實生動地描述歌詠了人民的美好生活，成了一曲帝堯時代的悅耳頌歌。

　　《擊壤歌》以其強烈的穿透力和感染力，驚嘆了世人千年，成了許多中國人耳熟能詳?shù)墓鸥柚{，在吟唱中，人們感受著帝師民范的魅力和堯天舜日的景觀。

　　五

　　作為中國最早詩歌的《擊壤歌》，被人們吟唱了幾千年，大家只知道不同的版本的故事和擊壤而歌的壤父，對其誕生地卻不甚了了。

　　這怪不得后人，因為歷史上記載故事的文獻中都沒提到，最早記載故事的《論衡》中沒提，晉代的《高士傳》和《帝王世紀》沒提，宋代的《太平御覽》沒提，沈老先生也沒提。

　　沒提的后果很嚴重，后人爭論很激烈。

　　臨汾城郊的康莊很早就打出廣告：康莊康莊，最早小康，擊壤之鄉(xiāng)!他們認為，當年帝堯巡訪是到過康莊的，《古詩源》中的首篇《擊壤歌》和第二首《康衢謠》都誕生于此，如今大火的“小康”一詞也源于這里，村旁筑有“擊壤臺”和建于民國時期的碑刻。

　　原先的并州如今的太原稱：明嘉靖辛亥年成書的《太原縣志·人物》中載有“席公，并州人……”所以，太原是《擊壤歌》的誕生地。

　　被稱為“醋都”的清徐縣說，今清徐縣有堯城村，說明席公即擊壤歌作者，是清徐縣人。

　　太原人和清徐人雖然都認同席公是《擊壤歌》作者，但認為席公不是臨汾人，“擊壤臺”也是附會出來的，沒有任何古籍記載可證。

　　臨汾人回應(yīng)，堯都古城陶寺遺址在臨汾，《康衢謠》和《擊壤歌》傳唱之地與其相鄰，帝堯出巡到達此地的可能性，遠遠大于數(shù)百里之外的并州和清徐。

　　爭論中，席村人從容自得地閃亮登場了。

　　席村，是塔兒山下一個不足千人的小村，如今是襄汾縣鄧莊鎮(zhèn)政府所在地。

　　一出手，席村人便使出了幾個大招。

　　請看好：

　　先出一招：嘿嘿，聽聽村名，席村，乃壤父席公故里。當年，帝堯?qū)栂彰畈夭宦?，只告其姓席，不肯告知名字，帝堯拜之為師，并將其所居的村莊稱之為席村。所以，席村也被稱為“堯師故里”。

　　接著一招：席村距被稱為帝堯之都的陶寺，只有區(qū)區(qū)7.5公里，可以視為堯都的近郊和京畿之地，帝堯出巡至此比別處方便呀。

　　再來一猛招：席老師的籍貫，史書中雖然沒提到，但地方志中是有明確記載的。如《襄陵縣志》載：“陶唐席老師：席村人，其名未聞，即古之席公也。以播種耕稼為事，每擊壤而歌于路曰：‘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耕田而食，鑿井而飲。帝力于我何有哉!’堯聞而嘉之，尊為老師?！痹偃纾呵蹇滴酰镀疥柛尽ぞ矶摹る[逸》：“席老師，襄陵人，堯時賢人，失其名……”

　　這可不是空口說白話，老縣志、老府志都是有記錄在冊的。

　　還有一招厲害的：席村歷史上曾建有“席老師祠”。據(jù)民國十二年《襄陵縣志·古跡考》記，是至正二十年(1333年)重修的，至于建造年代，那就往遠里追溯去吧。村中現(xiàn)還存有一通清代碑石，上有“先賢席老師故里”幾個大字。

　　這些可都是物證呀!

　　更有一招也屬重磅級的：全國各地的席氏都將席老師尊為得姓始姐，將席村視為席姓孕育誕生之地，這些年來，到席村尋根問祖的席氏宗親絡(luò)繹不絕?！稉羧栏琛愤€被批準為山西省臨汾市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。

　　席村人認為，《康衢謠》出自于堯都區(qū)康莊，而《擊壤歌》則誕生于襄汾縣席村。

　　五招一亮，哇，簡直完爆了。我想，如果能搞個網(wǎng)絡(luò)投票之類的活動，中國最早詩歌誕生地的榮耀，大概非席村莫屬了。

　　其實，《擊壤歌》無論最早出自哪里，作為中國詩歌的開篇之作，早已在中國詩歌的殿堂里大發(fā)異彩;作為帝堯時代的一曲頌歌，必將穿越時空，在神州大地永遠傳唱!

　　高建錄(作者系襄汾縣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、作家協(xié)會主席)

　　圖片由襄汾新聞中心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