襄汾老家大部分村子都有一座戲臺,結(jié)構(gòu)不一,有木制的、磚混的、還有鋼筋水泥的。規(guī)模有大有小,年代有長有短,風格各式各樣。個別古老的,還有木雕、磚雕、石雕,甚至還有壁畫和人物雕塑。除了演戲外,還有祭祀、集會的功能,是人們文化活動的殿堂。它反映了當時農(nóng)村的建筑藝術(shù)水平。
我們村的戲臺在村西北角的廟內(nèi),說是廟,其實什么也沒有,只是個廟底子。戲臺不大,坐南面北,四周是磚墻,木結(jié)構(gòu)封頂,年代可能不會太長。戲臺正對的是一排土坯房,多一半是學校,少一半是大隊部,大家對這里叫法不同,稱臺子、廟里、學堂、大隊部,實際上都是一個地方,既是全村人政治文化的中心,也是大家休閑娛樂的場所。圍繞著戲臺發(fā)生過一系列的故事,見證了一段歷史。
兒時的記憶中,戲臺是神秘又神圣的地方。每年的春節(jié)和中秋節(jié)前后,都會請劇團在此演戲,一是祭拜天地神靈,祈求風調(diào)雨順、五谷豐登。二是活躍文化生活,傳承歷史故事,教育警示后人。劇種主要是蒲劇,基本上都是晉南地區(qū)各縣的劇團,每次一般演出四、五天,每天兩場,白天、晚上各一場,幾乎都是傳統(tǒng)戲。我奶奶和爺爺是忠實的戲迷,也就是現(xiàn)在人們說的票友。每當戲臺演戲,就提前幾天捎信給所有的親戚,然后在戲臺前占座位,有時放上幾個凳子,有時放上一根粗木料或幾塊石頭。全村人都在忙碌著,像過節(jié)一樣。孩子們見村里、家里一下子來了這么多人,心里格外激動,顧不上回家吃飯,圍著戲臺玩耍。當時沒有電,村里人用煤油燈,晚上活動用馬燈,只有學校老師才有罩子燈,對汽燈很好奇,孩子們圍著一圈看如何點汽燈,只見劇團師傅先給汽燈打氣,再點火,用一個專用工具撥燈網(wǎng),汽燈由暗變明,由明變亮,不大一會兒,三、四盞汽燈全都點亮,一盞供演員化妝,兩盞掛在戲臺臺口,頓時戲臺大院一片雪亮,孩子們噓聲一片,加之劇團打擊樂隊輪番表演,整個戲臺和周圍熱鬧非凡。一群孩子時不時擠到戲臺的后邊看演員化妝,或扒上臺前拽開幕布看里面有什么,跑前跑后,互相嬉鬧。戲臺對面參差不齊擺著小吃攤,有羊湯、油茶、醪糟、火燒、糖葫蘆,還有干果、水果。小孩子們拽著大人的手爭鬧著要享受美食。等到戲開演不多一會兒,孩子們就在大人懷里睡著了,不知道演的什么戲,也不知道什么時候完的。只是紅火喧鬧的演戲場景成為兒時情趣的美好回憶。
文化革命開始后,古裝戲不演了,劇團解散了,戲臺一度成了會場。平時人們向往的戲臺只剩下開會口號,到戲臺的人少了,戲臺也冷清了。
七十年代,八大樣板戲風靡全國,各村排演樣板戲一度很熱,我們村也組織排演《紅燈記》。當時,村里條件有限,戲裝、道具、樂器什么都沒有,村干部就動員全村父老鄉(xiāng)親想辦法,有人出人,有力出力,有東西出東西,實在找不到的就到其他村和親戚朋友家去借。最可笑的是村里的年輕人不會演戲,看了樣板戲后都想演壞人,反面角色,不想演好人,正面角色。因為演反面角色穿的衣服好,待遇高。演正面角色穿的不好,唱詞多,太受罪。特別是“叛徒王連舉”年輕、精干、穿得好,還有槍,大家都爭著要演。村干部做工作說,演好人是正面人物,成份要好;演壞人,不說成份,這樣一來大家都不吭氣了?!傍F山”是日本頭子,呢子服裝是借的,皮靴子借不到,就用高筒雨鞋來頂替,還要帶一副眼鏡,沒有,就找來一副老花鏡的鏡框戴上。演李玉和的演員年齡大點,詞太多記不住,專門安排一個人在幕布后面遞詞。演過戲的分配個角色,沒演過的就讓演日本兵和群眾,反正群眾演員人數(shù)也沒有規(guī)定,多一個少一個都可以。就這樣經(jīng)過幾個月的準備,一臺農(nóng)村版的現(xiàn)代戲《紅燈記》草草出臺了。演出的當天,全村老少都早早的來到戲臺前,不是去看戲,而是看家里人在臺上是個什么樣子,老人看兒子,丈夫看媳婦,大的看小的,男的看女的,都不去注意戲的內(nèi)容,只邊看邊討論誰演的像,誰出了洋相。雖然條件很差,水平有限,大家還是滿高興的。能看出在那個特殊年代人們對文化藝術(shù)的本能追求和渴望。
隨著時間的飛逝和年齡的增長,現(xiàn)在一回到村里,總想到戲臺前轉(zhuǎn)一轉(zhuǎn),回味一下記憶中兒時的美好時光,這也許是年齡大的緣故吧。今非昔比,學校早就搬出廟去,在村東門外修的很漂亮,大隊部(村委會)也重新修建在原來的泊池邊,有黨員活動中心和村民娛樂中心,大門前還有文化廣場,配有體育健身器材。但廟里的大院卻空空蕩蕩,冷冷清清,失去了以往的喧嘩,那座歷經(jīng)風霜的戲臺仍然孤獨的守望在那里,向人們訴說著過去的輝煌。 原勝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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