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喬忠延

　　走向文明的垂拱而治

　　襄汾縣陶寺遺址對于上古時期的印證是多方面的，大量的出土器物，尤其是禮器都在說明社會階層已很分明。那些王者大墓里面，陪葬著豐富多彩、種類繁多。既有生產用的工具，也有生活用的炊器、盛器、食器、酒器、飲器，還有大量的樂器、儀仗、裝飾物和彩繪木器、彩繪陶器。各類器具相互配套，都有大致固定的擺放位置。最為引人注目的是，大墓中的彩繪蟠龍?zhí)毡P，蟠龍以紅、白彩描繪，頭在外圈，身向內卷，尾部在盤底中心，整體作蛇軀鱗身。方頭，豆狀圓目，巨口張開，牙齒畢露，長舌前伸，狀若禾穗。它是蛇、鱷等幾種動物的綜合體，是一種想象中的神物，很可能是該部落的族徽。繪龍紋的陶盤燒制火候低，燒后繪彩，與其他繪彩陶器一樣，僅是一種祭器。這很可能是象征王權的器物，與之類似的還有禮器玉琮、玉墜、玉瑗、玉鉞、石鉞，樂器特磬、鼉鼓、土鼓等。

　　據此，考古學家推斷墓主人顯然是集神、王、禮三權于一體的部落首領。再與那些小墓相比，數量眾多，卻空無一物，說明其時貧富分化明顯，等級禮制已經出現。

　　面對陶寺遺址的發(fā)現，高緯認為，禮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宗族、宗法等級制度觀念形態(tài)的集中體現，其核心是貴族的等級名分制度，用以調整統(tǒng)治階級內部權力和財產的分配與再分配。它的成熟標志著城邦制國家的形成和文明時代的到來，由此看來當時的國家職能已趨于完備。

　　出土器物顯示了社會的禮制秩序，這只是一個方面。

　　另一個方面，則需要有維護社會秩序的治世方略，這些只能去典籍史料查詢?！兑住は缔o》記載：堯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。”《尚書·武成》升華了這種說法，提出“惇信明義，崇德報功，垂拱而天下治。”